摔跤比赛与蒙万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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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族大混合时期。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文化科学艺术得到一次大交流，体育比赛也得到了互相切磋提高。

　　南北朝时，摔跤是当时比赛最多的一个项目。这时摔跤也称相扑、相辟、相攒，都是互相摔打的意思。据《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在中原地区的襄城郡与颖川郡的联欢会上，就有相扑比赛。襄城人在输了之后反而解嘲地说：“相扑下技，不足以明两郡之优劣。”事实上体育比赛最能代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尊严。为了维护这种尊严常常寸步不让，不争回荣誉，决不善罢甘休。《晋书·庾阐传》记载，在晋朝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西城健胡，矫健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司马炎为此事大为恼火。于是张贴榜文，“召募勇士”。后来，庾阐的父亲庾东应募，与胡人比赛。结果，“遂扑杀之”。庾东由此”名震殊俗”，并被赏赐做了官。

　　《续高僧传》上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隋代有一个叫法通的和尚精通相扑。当时“有西番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敌者”。这件事使隋高祖杨坚很为恼火。他说，难道“大隋国无健者”？有人向隋高祖推荐法通。隋高祖马上派人“召通来，令相扑”。结果，法通赢了大壮，“举朝称庆”。这件事反映了当时民族间相扑技艺的交流，也表现了代表民族的体育比赛，是如何激动着民族情绪。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西方少数民族到中原地区进行相扑比赛的绝不止上述两例。《唐语林》记载：唐代大梁节度使李绅，在检阅过镇海军选送的相扑能手富苍龙、沈万石、冯五千、钱子涛的技艺之后说：“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胡丑夷。”说明这次选拔，是特地为了同西域少数民族的相扑手进行比赛。李绅的话用了“丑夷”、“扑杀”等侮辱少数民族的词语，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体育比赛十分强烈地激动着人们的思想情绪。

　　这些相扑比赛的史料，也反映了在南北朝时，我国的相扑比赛已经有了正式的规则和裁判。正因为如此，两郡或两个民族之间的运动员才能在一起比赛。另外，在许多史料上都用了“扑杀”这一词，它反映了当时对比赛的意义还认识不足，不是重在交流技艺，而是以生死为输赢。

　　唐代的皇帝大都是喜爱体育活动的。他们喜欢马球，喜欢狩猎，也喜欢摔跤。唐代称摔跤为角觝。“角觝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

　　在唐朝的宫廷里有两个专供皇帝娱乐的地方，一个是教坊司，一个是内园。教坊司里大都是歌舞伎，而内园却多是体育表演的健儿。《新唐书》上说，“内园恒备角泌之徒”。所谓角觝之徒，就是专门供皇帝观赏的摔跤手。现在摘录一些唐朝历代皇帝观看角觝表演的一些史料，从中既能看到唐代皇帝喜爱这项活动，又能看到唐代角觝发展的面貌。唐玄宗李隆基“每赐宴设酺，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觝”，唐宪宗李纯御瞬德殿大宴群匣及公主，“观击鞠、角剑之戏，大合乐，极欢而罢”唐穆宗李恒”幸左神策军观角觝及杂戏”。唐敬宗李湛于宝历二年六月”甲子，观驴鞠、角觝于三殿”。唐文宗李昂“幸勤政楼观角觝、蹴鞠”。唐懿宗李漼“咸通中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为宦官所押，内园恒备角觝之徒，以备卒召”。后唐庄宗李存勖“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觝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觝，存贤胜，得蔚州刺史”。《文献通考》上说，作为宫廷的娱乐活动，角觝是各种表演节目的压轴戏。摔跤 手临上场前，左右军就擂起大鼓。在急鼓声中，一个个赤裸上身的壮士绕场而入，寻对扭摔：一交上手，场外的观众就呐喊助威。分出了胜负之后，观众欢呼，急鼓三通。这场面确实很热烈，很激动人心。

　　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唐代幡画，画面上为两人决斗时情景，很象现代日本的相扑（图六）。在皇帝的喜爱倡导下，唐代社会上摔跤活动的开展是较为普遍的。《吴兴杂录》记载：“唐，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避瘴气也。”

　　避瘴气只是一种迷信，实际是农闲时的娱乐。宋代《角力记》上记载，在五陵、鄱阳、荆楚一带，“五月盛集，水嬉则竟渡，街房则相攒为乐”。

　　在陕南、成都一带，则设有擂台比赛，“募桥市壮勇者，于山前平原作场，候人交（比赛），赢者出场赏之，采马拥之而去，观看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这种比赛的情景是何等热闹，竟至“观看如堵，巷无居人”。《角力记》还记载，唐朝末年，有一个摔跤能手，外号叫蒙万赢。只因他“拳手轻捷，擅场多胜，受赐丰厚，万赢呼名从此始”。“万赢”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唐代摔跤比赛的频繁和蒙万赢的摔跤技艺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