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足球的衰败与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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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元以前史籍上没有男女对踢足球的记载。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才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怜香愿，六片儿香皮做姻眷。”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从“足球纹铜镜”和元散曲中所反映的事实可知，元代踢球娱乐的社会性是大大缩小了，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宋代的足球艺人，可以在皇宫的宴会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卖艺，，而明代的圆社却只能在妓院中娱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会性，虽然逐步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料，还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图版6），《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观鞠场景（图版7），明王圻《三才图会》也有蹴鞠图（图三）。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汪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踢球活动的描写。该书中说：汪士秀是庐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游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傍。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这是我们家传的流星拐踢法。”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膘做成。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足球活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足球的兴衰，寻找其灭绝的原因，大概育这样几条：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说，宋代理学兴起，社会上重文轻武，也轻视身体活动的娱乐。清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活动。戏曲小说的兴起，社会娱乐范围的扩大，相对地减少了踢球娱乐的兴趣。从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来说，由直接的对抗比赛改变成间接的对抗比赛，失去了练武、练身、练意志的特点，减低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由自身的娱乐活动转变成供他人的娱乐活动，由社会的节日娱乐转化为狎巷的宴饮娱乐，使足球运动的社会性愈走愈窄。这样，在社会客观原因的限制下，便不能不趋向灭绝。

　　我国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便灭绝了。但是，几千年足球运动的影响，在人民中间并未完全断绝。清代冰上足球的开展，是古代足球发展的一个旁系。我国北方民间还有踢石球活动。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