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烨：中国大陆“民国热潮”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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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兴起“中华民国热”，知识界对台湾民主自由平实作风的肯定，对民国民间教科书的追捧，对“民国范儿”的向往，背后是对当前政治与社会的不满与无奈。借民国之名，讽共和国之痛。民国成为民间的终极文化想象。

　　当“中华民国”概念在台湾受到争议时，经历了六十二年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却悄然兴起追捧民国的浪潮。大陆民间与知识界借由对台湾社会的礼赞、民国时期基础教育的继承与精神气质的怀念，诉说着今时对昔日的相思，在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之际，试图解构一个时代的心灵痛苦，重新选择民族精神与价值的走向。

　　随着辛亥百年纪念的临近，中国大陆民间舆论中掀起了一股奇特的“台湾热”：自发地推介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主题曲《我们的一百年》；赞扬马英九的夫人坐公交车上班；为台湾立法会中持不同政见的立委大打出手而喝采；羡慕在民国百年时，台湾居民享有百国护照免签的外交待遇；甚至在中国大陆的国庆节十月一日当天，有人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发布在网络上，宣称抵制“国庆”，要庆祝“双十节”。在大陆的社交网站上，许多有关马英九、有关中华民国的微博信息中，都有这样的留言：“求光复”、“求解放”、“求反攻大陆”、“我志愿带路”……

　　中国人民从来不缺乏娱乐精神，他们利用网络舆论，上演了一场盛大的集体自嘲与拥抱民国的行为艺术：在赞扬马夫人的公私分明时，不忘对比大陆官僚的三公消费；在为立委打架喝采时，顺带着批判开会睡觉的人大代表；在艳羡百国免签的外交待遇时，不忘讥讽这个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可怜的免签国数字。

　　从狂热中冷静下来，解构大陆民间对台湾的热烈拥抱，部分来源于对台湾民主制度、言论自由等现代文明精神的向往，部分发端于对一九四九年前“中华民国”的追缅。但即便是对民主台湾的顶礼膜拜，也很难与“民国”割裂开来：正是这个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开启了中国人对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践。作为一个曾经存在于大陆的政治标志，民国上承晚清，后继当代，是真正的“传承”。作为现实政治与地理意义上“中华民国”的载体台湾，没有经历过“文革”对人性的集体摧残，没有打倒文化领袖，没有经历极度贫穷后一夜暴富的慌张，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与制度标本保存在国境之南，各时期的断层都可以在台湾发现。把大陆民间对台湾的狂热痴迷，解读为对民国血脉传承的移情并不为过。

　　中国大陆对历史意义上的中华民国的怀念，延伸到了国民教育层面。民国时期的先生之风，直到今天仍被后人津津乐道。一个培育出大师的教育体系自然有其被怀念的理由，民国时代的国语教科书，也被今人从泛黄的故纸堆中捡拾出来，期冀从中撷取旧时代的吉光片羽，来滋养今日没落的基础教育。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界相继推出《开明国语课本》、《民国学校教科书》、《国语读本》等民国教材，受到读者热捧，每每加印，旧书新读引发了对民国教育的怀旧和对当下基础教育的反思。

　　在《商务国语教科书》里，有一篇题为《赵至》的课文：“赵至之父，以耕为业。至年十三，父令就塾读书。一日，闻父叱牛声，掩面而泣。师问故，至曰：『予年少，未能奉养，使老父不免劳苦，故自悲耳。』”短短五十二字，将国人的孝道传统、家庭观念与独立人格诠释殆尽。翻开民国教科书，类似《赵至》的课文俯拾皆是，用儿童易于接受的故事形式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闪光之处播撒在基础教育中。

　　曾编写新国文教材的教育家叶圣陶对小学语文有这样的期许：“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怀念民国教科书

　　翻开今天的大陆小学语文教科书，带有官方色彩的语言表述会令早年的教育先驱为今人担忧。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在六年级下册一篇名为《千年梦圆在今朝》的课文中，孩子们会读到这样的语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党中央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发展载人航天技术、进行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活动方面，取得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

　　任何一个经历过大陆中小学教育的人都会清楚，如此官化的叙事风格也同时存在于“思想政治”、“中国现代史”等基础课程中。意识形态渗透进小学基础教育，是件恐怖的事情，它在一个孩子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时，先入为主地占据白纸一般的童心，而厘清这种先验的教育灌输，在中国大陆，有人用了几十年。

　　两相对比就不难理解民国教科书受到追捧的原因：它把被禁锢了几千年的思想观念从“忠君”、“尊孔”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着意于对人性的放大、对自然科学的普及与民国意识的启发，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清新之气。民国教科书既营造了一代新国民的童年文化积淀，也不幸地成为新式教育向共和国教育转型途中夭折的最后的童年。

　　大陆民间对民国的另一热情拥抱，源于对“民国范儿”的讨论。尽管画家陈丹青否认“民国范儿”的概念是由他发明，人们每当讨论起这一话题时，总还是难以把他与民国热潮分离开来。这缘于去年他接受《新周刊》访问时，谈到民国人士的做派，他说蔡元培和鲁迅的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讲第一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他说梅兰芳“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回忆他家弄堂里的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

　　这是画家对民国人士的“相面”。但当下中国大陆对民国的怀念，不仅是对外化的民国时尚的迷恋。若以一个社会的精神气质为标尺来考虑，“民国”是一种国民精神的集体从容、开放、个性张扬。形形色色重述民国史的作品，将民国时期的精神气质与道义担当带回这个犬儒、反智的社会中来，透过“相面”来为那个时代“相魂”。

　　着有《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追寻失去的传统》等书的历史学者傅国涌在解释民国的时代特征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如果用一个词来评价民国，我首先想到的是“从容”。民国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追求激烈的共产主义，有人追求温和的自由主义，有人追求国家主义，有人相信实业报国，有人相信新闻报国，有人相信科学报国、教育报国，很多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明天可能被杀头也不在乎，仍然从容面对，许多左翼青年就是这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民国形象从容坦荡

　　在傅国涌的诠释中，“民国范儿”更加血肉丰满。他认为，“民国范儿”或者可以说是民国的形象，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样猥琐。这份从容来自于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没有断裂的一种淡定。

　　着有《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等多部民国作品的学者张耀杰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用他笔下的一个故事向我们诠释了民国时代的开放与宽容。“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孙中山的亲信、《民权报》记者戴天仇，也就是后来的戴季陶，以《杀》为标题发表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带到法庭询问之后，罚了一笔钱就把他交保释放了。”

　　把同样的情节转换到今天的中国时空里，张耀杰为这个故事设定了一个预料之中的“共和国式结局”：“假如今天的大陆中国人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姓名改换成中共领导人，不仅不可能在正式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而且即使发表在网络上，等待他的首先是被删除，接下来自然是秘密失踪或者关进精神病院。”

　　对台湾超乎寻常的热情、对民国教育的重新发现与对民国时期精神气质的追寻与怀念，构成了今天中国大陆对民国幻想的主流话题。如果以百年前的民国为坐标，今天的中国正在偏离它的方向：道德底线不断受到冲击、世道人心令人沮丧的沦陷、一个被政权绑架的有限社会、宣称“五不搞”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民国”概念的复兴过程，本质上是国民在今昔对比中，探索时代症结、寻求解脱民族心灵枷锁的过程。

　　民国社会关系正常

　　在傅国涌看来，民国时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还是正常的，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为一个开放、从容的时代预留了种种可能：“无论北洋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是存在的。学校还是教育家们办的，报纸还是报人办的，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那一块，政客做政客的，各管各的。”傅国涌把这时期用“百家争鸣”来形容，认为与春秋、魏晋一样，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社会表面上比较乱的时代”，“多掌握权力、掌握枪杆子的人，精力都放到战争与抢夺权力上面，还顾不上文化等领域，这就给社会留出了空间”。

　　与“正常”的民国相比，谈到今天“不正常”的中国，傅国涌认为，“大一统”的体制在缚束国民精神的施恶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他看来，今天的社会只能用浮躁、娱乐与恐惧来形容，“本质上是一个恐惧的社会，这种恐惧来自爱与信仰的缺失，更是体制对社会的威吓。今天的体制是一个维稳型或打压型的体制，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教育部、网管办、城管……所有的行政机器、暴力机器织成了一张维稳的天罗地网，每一个人的安全都可能随时受到威胁”，恐惧的淫威使今日中国再无法追回民国时代的从容。

　　《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也认为，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社会中的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有限，个性无法张扬，自由空间与人文精神“缺失得太厉害，政府压迫太重，生活得很不爽”。沉重的压迫束缚着一个民族向往自由的心灵，蚕食着创造的天赋，压抑着张扬的个性，黯淡了从容的气度。傅国涌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压抑，高度的压抑，这是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

　　当我们的目光穿透百年中的革 命、战火、贫穷与复兴，重新写作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难免会带着一点当代人的“私心”与“偏见”：我们希望从中找出对当代有所帮助的答案，因此，举凡今天讨论的话题、历史片段，总是被刻意选取的、被当代需要的历史焦点，而绝非当年的全景。不过，即便是带有选择的历史述与讨论，也是各种声音表达对传统的追寻、对未来的关切的真诚方式。

　　“这是一个需要重建价值的时代”，张鸣如是说道。今天有人倡导普世价值、有地方政府在提倡毛时代，掺杂着传统儒家文化精髓与现代中国特色的孔子学院也开始走向世界，这些都是对价值重建的尝试。在张鸣看来，民国范儿，或者说整个民国时代，是对现代文明、对个性张扬的追求。“在这方面回到民国方向是有必要的”。

　　民国热是一种路径依赖

　　对傅国涌来说，“追捧民国是一种回望，其中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是一种路径依赖”--试图将当下的社会重新嫁接在那些民国时期已建立的传统上。从这个意义看，“民国”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通向一个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

　　谈到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张耀杰认为，现代社会包含了“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特点，而“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商文明社会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蓄意混淆与拒绝承认”。但他对中国并不彻底失望，在他看来，大陆最能够被称为大师的文化人是贺卫方。“尽管他偶尔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他对于现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法学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明白也最准确的。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民国时代的蔡元培和胡适。”张耀杰表示，除贺卫方外，中国尚有袁伟时、章诒和、何方、杨继绳、张思之、江平、资中筠、杨奎松等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并不逊色于民国时代的文化贡献；他们所承担的政治压力和社会风险，却远远超过了民国时代。

　　无论是对传统的追寻、对普世价值的拥抱，还是对毛时代、红色革 命年代的怀旧，本质上都在为这个民族被缚的心灵寻求救赎。在辛亥百年后的今天，中国重新站在历史的岔路口，它的民间与知识分子阶层，都在以各自的表达方式，召唤迷茫的民族心灵，为病中的国民精神开出药方，真诚地祝福着这个国家和它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