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武士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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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华夏大地上是武士当国，古人所谓士、君子，即武士。武士的身份象征是佩剑、骑乘（车马），还有就是玉佩。儒家的贡献在于保存并记录了君子六艺，但是，儒家却没有将六艺全部发扬光大，而且，由于儒家厌武，将君子最重要的一艺给废弃了，那就是武。君子应该有七艺，即：武、礼、乐、射、御、书、术。周天子分封诸侯，自王以下，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其中士就是武士。武士佩剑乘车，所遵循的是义、勇、礼、廉、耻的道德，信奉畏、爱、仁、忠、诚、信、理、节、敬的准则，武士视义为最大的美德，视天地为最大的信仰与敬畏。武士决不苟且偷生，义不受辱，违反义的原则宁可自刎以谢天下。
       春秋时期，战争是武士们的专利 ，而且，上至天子下至诸侯都将战争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一有重要战事，国君都亲自出马，卿士大夫更是一勇当先，如商汤克夏、周武克殷，春秋时期几乎主要大战，都无不是国君亲自领军。而且卿士大夫，无一不在军中任职：平时治国，战时治军。士以上，均精通武艺和战争之术；甚是士以下仆隶，亦皆能武，披甲操戈即能战斗。故而，青铜时代，中国的兵器亦臻至完美，如吴越之钩剑等等。武士近身格斗技巧在剑术，交战技巧在戈术和箭术及驾驭之术。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日趋平民化，这样就导致了武士的没落——武士失去了赖以维持社会地位的土地特权。但是武士由于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即认为农耕是 下贱之事，故不屑于作为农夫，因此沦落为游侠和门客。由于战争和治国艺术的日趋复杂化，武士阶层也产生了分化， 文士日渐与武士分离开来。当时的文士不等同于后世的纯文学之士，而是指百家齐放、百家齐鸣的诸子百家的弟子。
       由于经济的原因，上层武士尤其是卿士大夫，都拥有“君子三佩”：宝剑、玉佩和车马，而普通武士和以后的门客游侠大部分只能以佩剑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如冯欢佩剑见孟尝君、韩信佩剑游于市中等等。武士为义付死之事更是举不胜举，候赢、田光、项羽、田横等等。春秋战国不仅出产勇士，还出产剑士，如四大刺客，无一不精通剑术。
       秦末，以项羽为首的武士集团和以刘邦为首的文士集团展开争夺天下的大战，前者重质量和武功，后者则强调数量和智谋，数量和智谋最后以卑鄙的手段压倒了质量和武功，文士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项羽是中国第二个最伟大的武士（第一个是战神蚩尤，项羽也配此称谓，第三个是冉闵），也是最为悲壮的英雄；其垓下自刎，绝对是一个悲剧——武士的悲剧，我们可称之为“华夏武士的黄昏”，而武士最后的结局，也在田横五百壮士的自刎中落下了帷幕。
       刘邦文士集团的成功，离不开背离武士道德的那些武士精英的助力——如韩信、彭越、英布等，我们称这种武士为堕落的武士——其特征是背信弃义、寡廉鲜耻、见利忘义、为功名富贵所俘，最后三人均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钟离昧对韩信所言即是堕落的武士的最好评价。
      汉朝的建立，使武士的道德沦丧，但是文士却得以建立文士道德——即在独尊儒术之后。文士崇文抑武，但是华夏种族武士的道德还没有完全泯灭，直到一千年以后科举制的建立，从此文士完全压倒了武士，文士对武士的摧残在秦桧陷害岳飞中达到了高潮，文士道德从此在华夏大地上取得了完全统治地位。
       如果说科举是对华夏男儿精神的毒害的话，那么缠足则是对华夏种族巾帼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那是文士畸形的审美观下的牺牲品。吟诗作赋取代了习武练剑，文士的阴柔代替了武士的刚劲，华夏文化也步入歧途，《红楼梦》实在是才子佳人所欣赏的完美之作，从武士角度上看，这却是一部磨灭意志、毒害精神之作。古人形容亡国之音为靡靡之音，这类文学就是亡国的靡靡之作。
      每当面临亡国之际，文士中就会出现尚武的份子——即爱国之士，这实在是外部压力使然。“文士中的武士”如辛弃疾、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等，其行为的宗旨是救亡图存，恪守了武士所遵从的义的最高原则——最后都壮志未酬或赴义而死，这就是文士中的武士的悲哀。
      在武士时代（先秦时代），农民起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武士的道德在于统治和付出，人民是受益的；但自从进入了文士时代（秦以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绝，原因即在于文士的宗旨是索取和依附，人民最终是受害的。自宋以降， 由于文士道德阉割了华夏种族的武士精神，华夏种族从此一蹶不振，进入了千年的沦落期——面对外族侵害无能为力。虽然明朝一时恢复了华夏种族的尚武精神，但是文士精神很快就有取得了绝对优势，最后明朝在内忧外患屡战屡败中可耻的毁灭了。
       中国如要复兴和重生，就必须清除文士道德，重新确立武士精神的统治地位——重回先秦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此。武士精神用现代的语言来概括即是：纯洁、勇敢、真诚、理性、牺牲。

秦汉唐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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