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恶之人可以作恶吗?这是一个令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当时是1961年,她正在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报导法庭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战犯审判。后者正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将千百万犹太人和别的一些受害者转移到各类集中营中。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是个相当温和、官僚的普通人,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既非心理变态也非虐待狂魔”,反倒是“正常得令人害怕”。艾希曼成为刽子手的动机无非是想勤勉工作,好在纳粹官场上爬得快一些。阿伦特在她的研究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中这样总结:艾希曼并不是一头毫无道德感的怪兽。
直到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的争论也没有停歇。哲学家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在《政治邪恶:何为政治邪恶及如何对抗》(Political Evil: What It Is and How to Combat It,2011)一书中,批评阿伦特把“什么是邪恶”的讨论范围限定在艾希曼单调乏味的人格特质上,认为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探讨有避重就轻之嫌。
在艾希曼接受审判之前的作品中,阿伦特认为,纳粹妄图扭曲人性的荒谬计划正是他们犯下毫无争议的累累恶行的原动力。借此,她呼应了像谢林(F. W. J. Schelling)和柏拉图(Plato)这样的哲人身上的精神——他们都毫不羞于讨论人性之恶中更深、更恶的那一面。然而,阿伦特在见到艾希曼之后就改变了观点。艾希曼身上官僚主义特有的空虚和无知让他看上去和那些恶魔行径没什么瓜葛,他似乎只关心自己的事业并且明显“思想缺失”。于是,阿伦特早年关于罪恶的深入思考没能再继续,“平庸之恶”的口号却就此诞生。